张 杰
美国“重返亚太”和积极推进地区自由贸易与投资体系等战略，很大程度上源自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担忧并预防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这种背景下，如果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中没有体现和包含美国所能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美国必然不会容忍中国经济的继续崛起，更别说容忍中国在地缘政治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崛起。
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经济利益问题仍是核心所在。美国想读懂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崛起到底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美国判断自身不能从中获得足够收益，或者说对美国弊大于利，或者美国认定这种收益存在不确定性，那么，美国必然会对华实施包围与遏制战略。因此，稳定和扩大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利益融合，既是奠定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石，也是维护全球地缘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核心所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双方在处理诸多重大矛盾和冲突的最后关头，均能采取适度妥协态度，深刻说明经济纽带作为稳定器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冲突对可能造成的经济利益损害，限制了双方在冲突时的选择；另一方面，从对方获得的巨大潜在经济收益，诱使双方均将维持对方经济增长的选择置于优先地位。
经济联系的广泛性和经济相互融合的程度，决定了美国对中国发展过程中冲击甚至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容忍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未来所能拓展的经济利益空间与国家战略发展的边界。当前，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正向竞争态势倾斜，这激发了美国试图通过提升现有全球治理规则来应对来自中国经济挑战的内在动机。
另外，中国若想改变现行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与规则体系，不可能依靠自身或联合别的新兴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来推动。在相当长时期内，只能是在以美国为主导、并通过与别的大国以及新兴国家等的共同协作途径来实现。随着中国作为新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冲突日益显现，中国越要通过加大与主要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利益分享，来消除别国对自身经济利益损失的疑虑，并凭此来扩大各国对全球体系改革的共识。
中美经济相互融合程度越深，越可能改变守成强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战略之争，最终引发战争的所谓“历史逻辑”。因此，扩大与美国深层次的经济合作与融合，不是中国的权宜之计，而应是中国未来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之一。在中美摩擦频发的关头，更要清醒认识到这点。从长远角度看，应将自身市场增长及其带来的投资与经济发展机会，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用以保障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需求。
今后，货物贸易壁垒很可能不再是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的真正阻力。下一步发展中，以投资和服务贸易为核心的“市场准入”将成全球关注重点。未来全球贸易与投资格局可能的变化方向是，WTO作为贸易特别是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全球性一般规则体系，而区域性或双边性的自由贸易与投资体系作为投资与服务贸易的最高要求的规则体系。这两种规则体系会并行且共同对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发挥作用。加快中美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的谈判，应是奠定和强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经济基石”的核心举措。▲(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